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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一个时代，文化都会分出很多层次，比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复杂得多。
你看，我们要衡量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远不如对比他们在军事上的输赢方便，因为他们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难找到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但是，如果与后来那批沉溺于清谈、喝酒、吃药、打铁的魏晋名士比，他们两个人的共性反倒显现出来了。不妨设想一下，他们如果多活一些年月，听到了那些名士们的清谈，一定完全听不懂，宁肯回过头来对着昔日疆场的对手眨眨眼、耸耸肩。这种情景就像当代两位年迈的军人，不管曾经举着不同的旗帜对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脚陷入孙儿们的摇滚乐天地，才发现真正的知音还是老哥儿俩。
然而，如果再放宽视野，引出另一个异类，那么就会发现，连曹操、诸葛亮与魏晋名士之间也有共同之处了，例如，他们都名重一时，他们都意气高扬，他们都喜欢扎堆……而我们要引出的异类正相反，鄙弃功名，追求无为，固守孤独。他，就是陶渊明。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的重峦叠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其实，这种划分也进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为几乎每一个文化转型期都会出现这几种人格类型。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样。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素质。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总是特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道义色彩而接近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智谋成分而接近于仙（鲁迅说“近于妖”），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人格图谱，传之后世。
有趣的是，民众的口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