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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前偶尔从网络上看到武汉那场讨论会的记录，后来又在电话里同邓晓芒谈及此事，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总的感觉是：中国没有人。尤其是没有思想者，更不要说有哲学、文学底蕴的思想者了。
从会议来看，与会的那些人都群情激愤，主观愿望都比较好，但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混乱的、表面同主流拉开距离，实际上同主流不知不觉合拍的追求。给人的印象是表面闹哄哄，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思想构架在那里起作用。说来说去也就是反精神污染时的那几句老话，套话，真不知是起了帮忙还是帮闲的作用。
思想者也好，批评家也好，既然敢参加这种会议，就要学一点文学方面的知识，吸取一点新的东西，扩大一点自己的眼界，真正弄懂弄通了再来做这种概括性的发言。我早就在媒体上说过批评界要进行现代艺术方面的扫盲，现在看来思想界（如果与会者能代表思想界的话）也应该扫盲。傅国涌先生说到的当代主流文学没有希望，许多成名作家粗制滥造，毫无思想，这一点我同他很有同感，我自己也多次在媒体上针对这种倾向进行过批判。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出的拯救文学的良方是什么呢？这应该是最最关键的吧。让我们来看看：
傅国涌：文学要面向当下火热的社会生活。从生活中吸取营养，不能圈子化。
丁东：文学要看得懂，要有历史使命感，进步责任感，描写底层的文学最好，希望看到80年代小说、报告文学争相传阅的好形势。
崔卫平：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
一致认为：既要反圈子化，又要反市场化。要描写公共生活中的矛盾和巨大冲突——因为现在是天赐良机的好时光。
在我这个80年代成名的作家看来，这几个良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被主流用过了，一点都不灵。为什么呢？因为是政治干预文学，且缺乏文学常识，急功近利，违背文学规律。我不愿意看到我自己好不容易伴随市场化而获得的那一点小小的自由又重新失去，更不愿意限制刚刚放松一点点，又来一个“思想权威”，规定自己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那理由，又是一目了然的极为陈腐的、甚至可说是“新左”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新思想”的潮流是什么，我反而从他们的倡导姿态中不时地窥见中国传统思想的辫子。至于说到圈子化，如果是指我搞的这种实验文学的话，那只是他们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