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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译林出版社计划出阿摩司·奥兹选集,目前正在筹划中,可能尚未找到译者。我在她的建议下致信译林,自报家门请缨。译林毕竟是译林的风格,我那封异国来信经几位同志辗转,三周后便得到回复。于是,我便在上帝脚下,用我们古老的文字同“先知”(指本书作者,他的名字阿摩司取自《旧约》一先知名)及“选民”(指犹太人)继续一种特殊的交流。
翻译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原作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语气、文本意义、文化背景及民族精神,以便在人物与读者、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国几代翻译工作者所追求的信、达、雅堪称理想的境界,但欲达此种境界则十分困难。曾同在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执教、称得上语言天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另一种文化。”我深有同感,文化语境的差异是翻译过程中最难逾越的一大障碍。阿摩司·奥兹的语言“十分激越”(希伯来文学评论家格肖姆·谢克德语)、“丰富”(作家约书亚语),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面。有些词语在希伯来文中本来有意义,如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汉娜”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节日”、“快乐”之意,只可惜这种神韵用英文和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出来。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只好在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
许多事就是无巧不成书。1996年秋,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我有机会能够在课后蒙他点拨。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听众往往提前半小时便去排队,等候入场,容纳五百人的讲堂整整一学期爆满,常常是掌声不断。
许多人说,他们不仅喜欢读奥兹的书,而且喜欢听他说话,难怪以色列前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称奥兹有“外交部长的天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2月,我应本-古里安大学之邀前去参加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群情振奋,高潮迭起。奥兹好友西蒙·佩雷斯前来助兴,并在闭幕式上讲话,较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现象,奥兹本人则大谈创作《我的米海尔》的经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有幸与著名的英译者尼古拉斯·德朗士被安排在同一轮作发言。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他,由于我的希伯来文水平不够,所以一直参照他的英译本。这位造诣深厚的剑桥学者莞尔一笑,答道:“谢谢你,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