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胡辛 作家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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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母亲李茵，“反右”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那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
自小我的父亲最看重的是我。我后来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他并不一定理解，然而，他终究是开通的、深刻的，他有人性、有理性。
我的丈夫鲁庸性格好，他现在也不做其它工作，就是支持我写作，我们俩是相依为命。每天清晨我六点就起床外出跑步，归来已是全身汗淋淋，洗头洗澡后，鲁庸已将早餐准备就绪，一般是玉米粥、牛奶、鸡蛋和小包子。九点开始写作，我是用手写的。十一点做室内健美操。午饭是鲁庸做，我爱吃肉，当然也少不得蔬菜。中午一般是读外语。下午休息。三点后不论晴雨，我和鲁庸外出散步。我的住房是我自购的高新技术区的商品房，七十几平米，在湘江西边，是郊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