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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女人几乎从不加入谈话。那时赞美女子是“如此非凡的听众”，赞美她做得一手好蛋糕和饼干，赞美惬意的气氛，而不是赞美她们介入谈话，已经成为习惯。玛拉·鲁德尼基，比如说，不管斯塔施克何时说话，都会高高兴兴地点头，要是有人打断他，她都会摇头。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双手抱肩，仿佛感到冷似的。自从约尼死后，即使在温暖的夜晚，她也会侧头坐在那里，好像在看邻居花园里的柏树树梢，双手还是抱肩。施罗密特奶奶是个有主意又固执己见的女子，有时会用她深沉的女低音插嘴：“非常非常正确！”要么就是：“比你说的还要更加糟糕，斯塔施克先生，更加更加糟糕！”或者还有：“不——！阿布拉姆斯基，你在说什么呢！根本不可能！”
只有我母亲有时颠覆这一规则。当出现片刻宁静时，她会说些先是看来不相关的话，但接着便能看出整个谈话引力中心实现了彻底的平和转移，没有改变话题，也没有与先前的那些话题相矛盾，而是好似她自己正在谈话后墙上开了一扇门，而那时墙上显然没有门。
她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后，就沉默下来，赞许地微笑着，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却没有看客人或者我父亲。妈妈说过话后，整个谈话的立足点似乎已经转移。不久以后，她依然露出令人愉快的微笑，那微笑似乎对什么东西表示不确定，又对另外什么东西进行破解，她站起身，给她的客人们再请一杯茶：要吗？味道怎么样？再来一块蛋糕吗？
身为一个孩子，我那时对妈妈瞬间打断男人们的谈话感到有些苦恼，也许因为我意识到说话人当中有一丝看不见的难堪，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要摆脱困境的企图，仿佛在那一刻害怕他们也许漫不经心地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引得我妈妈窃笑，而他们自己却不知何故。也许是她内敛的光华照人的美始终令这些克己的男人局促不安，使他们唯恐她会不喜欢他们，或者发现他们有点可憎。
而对于女人而言，我母亲介入谈话，在她们中搅起一种焦虑与希望互相交织的奇怪感受，有朝一日她终会失去立足点，或者也许失去对男人的挫败而产生的一点快感。
哈伊姆·托伦，作家兼作家协会官员，可能会这么说：
“确实大家都必须意识到，治理国家不像开杂货店或者管理某个偏僻小城镇。”
我父亲说：
“现在臆断可能为时过早，我亲爱的哈伊姆，但大凡头上长眼睛的人偶尔都会发现我们年轻国家之所以令人极度失望的明显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