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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详述了。当施罗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时，姨妈和外公外婆让我转达对亚历山大爷爷的慰问，穆斯曼家族认为爷爷是整个克劳斯纳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后，当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亚历山大爷爷时，他握紧双手，接着双手堵住耳朵，提高声音，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愤怒，说：“上帝啊！他还年轻着呢！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诉那边所有的人，我的心为他哭泣！请你一定要这样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克劳斯纳的心在为亲爱的赫尔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甚至在守丧期结束，房子终于清静下来，爸爸和我把门关上，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时，我们之间也几乎没话，除了某些最为基本的事情：厨房门卡住了，今天没有邮件，可以用卫生间了，但没有手纸了。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
灾难过后几星期，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和父亲谁也不收拾铺着油布的厨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我们把碗碟泡在洗涤槽的污水里，碰都不碰，直到连一个干净的都没了，我们才从里面掏出几只盘子、几把刀叉，在水管下冲洗干净，用完后放回已经开始发臭的一堆餐具上。垃圾箱塞满，味道难闻，因为我们谁都不愿倒垃圾。我们把衣服就近扔到椅子上，如果要用椅子，我们就干脆把椅子上的东西统统扔到地上，地上早已堆积着许多书、纸张、果皮、脏手绢和发黄的报纸。地板四周蒙上了一圈圈灰尘。即使厕所堵了，我们也不愿尽举手之劳。一堆堆污垢从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