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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愣愣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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