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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结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莫斯科寒风刺骨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观看红军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没完没了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陈丕士回忆说:“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在某种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胶套鞋。”[1]
庆龄的日子过得很惨。别的都先不说,她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对她的做法,因此她无法从家庭积蓄里取钱使用。尽管子文后来曾夸耀说,他自己掏腰包给了庆龄一笔定期补贴,但他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着侍候他的新主子。孙文给庆龄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莫里哀路上的那栋房子。武汉国民政府给她的那点微薄的津贴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强,坚决不向克里姆林宫求助,准备等处理完蕾娜的事后就逃到柏林去。
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应邀到莫斯科郊外苏联领导人,包括苏维埃主席的乡间别墅去参观,还同加里宁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休闲活动,在这些场合,她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变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那样,“一副可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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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不断要求她就苏共针对中国的各项声明和政策公开发表意见,这让她十分困扰。他们的观点很明确:苏联人在中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所有来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都没有钱,除非到美国,不然在这里也无法得到金钱方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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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蕾娜·普罗默去世了。苏联医生一直按照肺结核给她治疗,实际上她是在中国染上了脑炎。她在感恩节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苏联的武汉国民政府流亡者都冒着暴风雪前来参加她的葬礼。
悲痛欲绝的希恩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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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场。前来送别的有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产党员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认识。天气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孙夫人弓着腰,浑身不停地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自己又非常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根本没有过冬的衣服,在这阴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苏联外交办公室借给她的那辆汽车就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车里面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