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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