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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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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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