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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做断语。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做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做了回答。
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
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