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河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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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三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