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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优点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见功力的地方是钱锺书可以把一句诗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考据得清清楚楚,而就是在这样的考据里,也透着一丝掩不住的聪慧。例如,大家都熟知的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钱锺书的考据真让我们觉得熟中见生:
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宋诗选注》,第77页)
考据做得细致,问题提得周密,也不曾轻易下任何结论。当年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大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太出色的地方,后来同类书读得多了,才越发体会得出钱锺书写作的妙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出色,所以我向来以为钱先生是不大适合写小说的。小说家总要笨一些才好,有点感性,有点执拗,看问题看不到这样的周密透彻,下结论也下不得这样的谨慎小心。简言之,学者和小说家所需要的素质是完全相反的。
《围城》证实了我的判断,学者式的聪慧用到这部小说里就显得尖酸刻薄,格言隽语的充斥则彻底破坏了小说的浑然之美——这都是流行小说的典型特质,是书商所谓的“卖点”,所以它成为畅销书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三联版的这本《宋诗选注》里,刊载了杨绛的一篇《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作为代序,其中果然提道:“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
假若有人在钱锺书面前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