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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国。”
沈树人看到这儿,先琢磨了一下。
信上提到的事儿,应该都是真的。
如今是崇祯十二年,明末三饷的最后一根稻草“练饷”,确实是从这年开始加征的,每年有七八百万两银子。
漕运总督朱大典虽然不亲自经商,但他家人都经商,而且专做承包漕运的生意。
而沈家也是富商出身,家里有黄海大沙船百余艘,沈廷扬是崇祯初年才买官转行的——所以他一直力推“漕运改海”。
当然,“漕运改海”确实能为朝廷省很多钱,但同时也是为自家海船队争取订单。因此朱大典家和沈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互相断人财路,这是最顶级的深仇大恨。
至于郑芝龙,地球人都知道,长江口以南的东亚海域都是他的,没必要多说。
说白了,信上提到的这三家都是当时的“水运物流巨头”,朝廷指望他们多出力呢。
但是,
如果沈树人一开始就先看到这封信的话,他倒是有可能轻信。
可现在他已亲眼目睹了郑鸿逵阻挠他去南京,事情真要这么简单,郑家紧张什么?
所以,这封信只能信一半。
事实部分可以信,动机部分不能信。
那么,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树人思索了一会儿,觉得这个问题单靠现有证据、还无法正面推导。
不过,倒是可以逆推出一些关节——
比如,他很容易想到,这信函上同时邀请了他和郑森,那就说明,郑芝龙极有可能不是在“阻挠他沈树人去南京”,而是想“让沈家当出头鸟率先装病抗命,然后让郑森也可以随大流不去南京”。
毕竟郑芝龙跟沈家无冤无仇,犯不着对付他这种晚辈。如此煞费苦心,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亲儿子。
但是,郑芝龙又为何惧怕送儿子去读书呢?沈树人愈发不解。
因为他熟读《明史》,知道历史上郑森在崇祯末年,就是去了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还拜在了钱谦益门下。
当然,或许没那么早——《明史》没直接写郑森去南京的年份,但钱谦益却是崇祯十四年才认识和娶的柳如是,当时钱谦益的案底还没销,依然在野。
所以郑森能拜师钱谦益,至少是崇祯十四年之后才去的。
如今,无非就是把这事儿提早了两三年。
难道郑芝龙是怕儿子被朝廷扣为人质?可为什么三年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