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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