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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体会到，船上的工作和在大英博物馆鸟房里同父亲一道进行的工作同样烦琐。我觉得达尔文关于厚喙雀吃坚果和薄喙雀吃蛴螬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那些鸟都混杂在一起，吃毛虫吃得可欢了。在那里，我唯一的发现就是我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我从未觉得自己的皮肤这么舒服过。可最终我还是回来了，我对当科学家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都耗在实验室里。
我选修了心理学，还加入了剑桥古文物学会。不久，我搭上了一列去切尔滕纳姆进行考古发掘的火车。我喜欢上了学会里一个叫艾玛的女孩，所以想找个理由和她坐在一块儿。但另一个人也打着同样的算盘，而且比我棋先一着。所以我只好坐在他们俩身后那排座位上。我身边坐着一位长者，显然是剑桥的指导老师。我生完女孩的闷气，开始同那位老师聊了起来。他对我的加拉帕戈斯之行很感兴趣，他关心的不是那里的鸟或毛毛虫，而是厄瓜多尔的麦斯蒂索混血儿4。他问了我好些问题，我都不知如何作答，但我觉得它们非常有趣，我后悔在那儿的时候自己没早提出那些问题来。那位老师就是A.C.哈登5。这是我第一次和人聊人类学，连学科的名字都是他告诉我的。就在这趟火车上，他邀我二年级的时候去修人类学。回去后不到一个月，我就从生物学转了过去。从门类齐全、结构有序的物理科学转向一门刚刚诞生二十年、尚未成熟的社会科学，的确有点吓人，有点自由落体的味道。当时，人类学正在经历一个转变：从研究死去的人转向研究活着的人。而且，它逐渐抛弃一种极其顽固的观点，那就是，西方文明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到顶峰后自然而且必然的结果。
毕业后的那年夏天，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原本可以更早。但那年冬天，我父亲去世了（我一直陪在他床边，亲眼看着他离去，这也让这整个过程变得稍微容易接受一些）。母亲对我的依赖比以往强烈了许多，她对别人的需要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可同时她又变得非常冷血。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试图填补父亲离去后的空虚，又或许是父亲的死使得在他们漫长的婚姻中一直蛰伏着的她的另一部分个性完全释放了出来。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我母亲很想让我陪伴在她左右，可同时她又觉得，我正在变成她非常讨厌的那一类人。她认为人类学是一门没有说服力的科学，是伪科学，是既没有实质也没有目标的空谈和幻觉。她坚信，所谓的实地考察，即使是短期的，对我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信仰也极其有害。
最开始，我本该在塞皮克河流域找一个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