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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上海是为了考中学。父亲原本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我来了之后不久全家都迁移来了,从此,回故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乡的意义也随之越来越淡,有时,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
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步履维艰。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笨。
这种语言观念,自从我踏上火车就渐渐消解。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
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有家庭,钢琴边坐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照辈分我还该称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样是孩子,又是亲戚,该谈得起来了吧,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友好地与我握手。但是才说了几句,我能听懂他的上海话,他却听不懂我的余姚话,彼此扫兴,各玩各的了。
最伤心的是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老师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满口的余姚话倾泻而出,我相信当时一定把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等我说完,憋住的是老师。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镜片后一闪,终于转化出和善的笑意,说了声“很好,请坐”。这下轮到同学们发傻了,老师说了“很好”?他们以为上了中学都该用这种奇怪的语言回答问题,全都慌了神。
幸亏当时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非常老实,同学们一下课就与我玩,从不打听我的语言渊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学会了他们的口音。仅仅一个月后,当另外一位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出来的已经是一口十分纯正的上海话了。短短的语言障碍期跳跃得如此干脆,以至于我的初中同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从余姚赶到上海来与他们坐在一起的。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非常惊讶。我竟然一个月就把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