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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