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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