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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时代，它表现为“幼聪睿”（《旧唐书·太宗本纪》）、“好弓矢”（《贞观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长，它表现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后来，它在战场上表现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意志、一种藐视对手的傲然气概、一种冲锋陷阵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能量逐渐转化为一种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种睥睨世间万物的雄心，一种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抱负；到了最后，这种能量终于不可遏止地演变成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似乎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说白了，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远知，也许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心理暗示。所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正是他不断进行自我暗示的生动写照。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出我们，似乎我们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价值。正是靠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官显爵和功勋本身。”（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这种精神力量要远远大于门第、官爵和功勋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始终如一地告诉自己“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这种自我激励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伟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说：“一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然而，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世民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与此同时，李世民发现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
这个容器是高祖李渊亲自为他量身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