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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树人的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以他说得很是理直气壮。
如果此刻对面换个水平次一点的文官,或者是想要和稀泥、收了银子就不管是非的家伙,此刻说不定已经彻底信服了。
不过张国维毕竟是有点节操的忠臣,历史上他最后在鲁王政权覆灭后,还能投湖殉国。可以说,他和蒋德璟两人,算是明朝最后期户部系统里仅有的节操经得起考验的了。
几十年的思维定式,让他越听脸色越复杂,虽然已经信了七八分,但仍然坚持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那秦汉以重农抑商富国强兵,隋唐也多少靠重农固国本。放任逐利、只重商税的话,没人种地怎么办?
昔管仲以哄抬鲁缟、诱骗鲁人弃黍粟而事蚕桑,最终鲁国大饥而削,前车之鉴不可不防。我大明如今天灾不断,百姓饥馑,重商而多收商税,不会变本加厉让人弃农么?”
听了这个问题,沈树人总算精神一振,也对张国维多了一两分钦佩,至少他态度还是挺正的。
沈树人也换了一个很严肃的表情,郑重说道:
“此事确实不得不防,但朝廷没有重商、没有多收商税。苏松之地,种植蚕桑、棉花已是十有七八,也没见禁止得住呀。所以,这不是重不重商的问题,是朝廷有没有能耐订立律法、管理土地用途的问题。
至于秦汉隋唐重农,本质是因为那时天下还有很多未垦之田,无主荒地,人民鲜而财货众。天下之民总数不足以尽耕天下宜耕之田,所以要重农抑商,确保种更多的田。
但自宋以来,形势剧变。北宋时,南方或许还有未开发之地。但到了南宋,便是福建、江西,哪怕是群山之中,但凡有点河流灌溉,都被开垦出来了。
至于我大明,如今连江西之地,人口都能多于北方各省,那是群山中的省份,可见汉地田土,已经开荒殆尽。
天下人口一亿、壮丁五千万时,汉地全部田地便有足够人手去种了,而且是精耕细作。人再多,往地上投也不会高产。多出来的人丁,自然该往工商上投注,还能让一部分本来打算用于兼并土地的钱财,改为盯向别的产业。”
农业所需的生产力要素,无论劳动力还是别的生产资料,都达到了土地所需的值之后,再往里多投,也不会多产出,这部分浪费就叫“内卷”——
这个后世很时髦的词,最初的本源就是形容“无法再提高产量的浪费劳力、无效的堆砌精耕细作”。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