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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我是猫》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进“内发的”变化。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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