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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去私”。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在《猫》中，铃木藤十郎的“狂”、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
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世界观的认识，是打开《我是猫》的门户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
《猫》的译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诗人、编审，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现在他要我为《猫》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他。是为序。
吕元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