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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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