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秘史渐近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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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在家乡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
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
粗粗一想,这环境,这活儿,都不错。
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
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
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
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两家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