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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最彷徨的时候——留美国还是回中国，再婚还是坚持单打；继续当作家还是弃暗投明拣个实际的事做做；美国是个号称机遇最多，机遇又对人人平等的国家，投什么机为好；若接着当作家，写什么，用什么语言写，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写，投何人所好等。在那么个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带着在半个美国流浪的阅历以及被流浪恶化的渺茫感，开始参加安琪和陈冲发起的《海那边》的创作。
芝加哥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许多个“第一”，都是在那里经历的。第一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了钱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馆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国女同学同租房子，结果住出了阶级友爱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为一个硕士生坐在一群美国人中，学习文学创作；第一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对了，还有第一次叫喊英文梦话，把自己叫醒了。在灾难和恐惧中滋长出来的爱是极有力量的，这就是芝加哥比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长时间的旧金山都显得亲爱。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触了美国的一个特殊阶级，它主要是由贫困的艺术家组成的。他们有极强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非常叛逆，我是跟着他们走进旧货店买衣服的。一对画家夫妇告诉我，他们结婚十几年，从来都是在旧货店为对方买礼物，自然为省钱，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旧货往往独一无二，不带有大批量生产的新货的集体性和重复性。因此，他们的装饰总带一定的戏剧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说，或哪幅油画的人物。
也是跟着我的这些朋友，我对涂鸦艺术、摇滚乐变得宽容了。以致到后来，当我每参加小说或诗歌朗诵时，看见铺天盖地的涂鸦，那么狰狞险恶，我感到的只是一种亲切的符号——我的小说不可能体现的一种情感和人格的表达符号。
还记得有次我说起我的失眠，他们说：“你试过大麻吗？”他们说到此时完全是一副坦诚和无辜的表情，这表情使你绝对不在它和犯罪之间作任何联想。当然，我没有去试大麻以及纵酒、纵欲。我是个中国人，我即便视叛逆为褒义词，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内。有些东西作为我这样一个中国学生是试不起的；经济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为非美国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递解出境的危险。
说到经济上的窘迫，芝加哥时期又占一个第一。我真是从来没那么穷过，每从银行取一回钱，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数字，那个数字总是比我最坏的估计还少。因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