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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详尽，而且精彩得如同一幕短剧，但正是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故事里的各个事件都是前后紧紧咬合着接二连三地发生的。而事实上，《左传》在追溯克段缘起的时候，说“初，郑武公娶于申”，这一个“初”字就追溯了足足几十年，而克段时的鲁隐公元年在郑国是郑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说，郑庄公从即位到克段，足足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只要清楚了克段一事巨大的时间跨度，围绕着它的种种阴谋论便开始显得可疑。郑伯克段并不是一场短暂迅疾的宫廷阴谋——如果这是一场丝丝入扣的阴谋的话，那就意味着郑庄公花了毕生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剪除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传》的记载全部属实，那被浓缩出来的“重要的事实”也只不过是二十多年漫长过程中的电光石火，而其他种种未被记录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响克段事件的因素我们是全不知情的。归根结底，这毕竟不是一幕短剧。
谈到这里，想来一定会有人带着不屑的腔调说：“读书而已，有必要搞得这么烦琐吗？大道至简，搞得这么烦琐的一定都是腐儒！”这的确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但问题是，大道至简或许不错，要证明这个至简的大道却往往很不容易，而不爱读书的人更喜欢直接接受简单明确的答案，读书人却无法忽略那复杂烦琐的证明过程，并且仍然会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让太多的记忆保持在紧张的、无法闭合的可怜状态。
进化论就是一个很著名也很典型的例子。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美国的《科学》和英国的《自然》这两家科学界的头牌杂志都出了纪念特刊，《自然》的卷首语一开头便是这么说的：“本期专辑里的这些论文无不证明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成功。该理论是由150年前的《物种起源》一书精心阐述出来的，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只要有了可遗传的变异、大量的繁殖和环境的改变，那么自然选择就一定发生，进化也就随之而来。”
进化论的“大道”就是这么“至简”，可为了证明这个“至简”的道理，不知花费了多少代研究者们多少“至繁”的气力，而且这个过程直到现在也还远远没有终结。于是在那些满怀好奇心的读书人的心里又一次种下了太多不可避免的遗憾。
烦琐、支离而充满不确定的证明自然不比简单明确的结论来得舒服，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自讨苦吃，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第四种反常心态，即逻辑洁癖。是的，读书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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