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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广西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整两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孩子。说起孩子，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
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他想在悬崖边上艰难地为我清理一小块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却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些诽谤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害者、不审视伤害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些诽谤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诽谤者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