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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实地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嫚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何小嫚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嫚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嫚玩儿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儿。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了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嫚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在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嫚在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传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嫚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