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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曾右手的是文人四位：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容闳。
右手第一人是李鸿章，虽然比左宗棠年轻，但是因为是老曾的学生，所以文人推他为首。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桉徽河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河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早年李鸿章进北经求学，拜多位名人为师。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瑚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曾国藩增加的这一条，实际是最关键的。没有这一条，前面的义理、辞章、考据作得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不用在现实世界中，等于前面的都是无用功。而且没有实践的检查，到底前面的对不对，也无从得知。
为了经世致用的目的，而研究义理、辞章、考据，也为这样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实际也为这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实，到底这样的致力于经世致用对不对，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徒的成功经历中便可一目了然了。
那些义理、辞章、考据学问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们都被历史湮没得杳无痕迹。
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依然时常被后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别提当时那种依靠经世致用的良好发挥导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他那时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