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稿老手记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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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又做他们的文人、作家了。去掉前面的“反动”,一大堆痛苦经历却留在他们生命中了。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或叫做“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出来插科打诨着说。我却听得很细,记得很牢,再去润了色讲给我的同龄朋友。一天,断电了,干不了别的,只有讲故事。我讲到一个画家和狗的故事。突然来了电,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有泪。
我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添枝加叶,几乎无中生有编出来的。编故事,不就是小说家头一件要做的事吗?看来这头一件事我干得不坏,那么我来用笔编着试试?很轻松的,我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了。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就跟不认得它一样,瞅了它好久。那时我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尚没有想到文学创作是件非常严肃的职业,它该包含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岁的我仅从铅印的名字中得到快感,就够了。
渐渐地,铅印的名字对我不再有刺激。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几行被写讫的,令自己满意的文字。这种快感可不那么容易出现了。一连几小时、几天的枯坐,它不出现,你想它想得再痴也没用。也就在这时,文学才露出它严酷、冷峻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用笔用纸编一个故事,笔一扔,拽拽坐皱的裤子,轻快说一声:“完喽!”像玩完一场游戏。与初时的游戏感相比,我发现它更像一件宗教功课,坐在那儿,对着一面空壁。精彩、近乎神来的几段或几行或许今天来、或许明年也不来,但就为那几段,你得坐下去,它不期然而至时,你的笔和纸可以盛接它,否则它便白白流走。
因此我就每天如一地去坐,哪怕这支笔只在纸上画圈圈。有时突然拾起笔,又发现并没有吟成句子,笔又搁下。世上没有比这个“坐”更苦的差事了。这个“坐”会坏了你的胃口、睡眠、脾气,以及这根颇年轻的脊椎。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书来,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顺父母,不理会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按时上脊椎按摩师那儿就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像是要躲掉父母诸如此类的唠叨,我到美国来了。美国什么都是可以的,您想写死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可以的。
在中国,有人说我在写名气;美国人认为我在写钱。我想,能写得出名气和钱我绝不反对,但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两样。我在写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人们将来说它好或不好时,我都能宽恕地笑笑。那个东西只有等我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