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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我应邀到海内外各地讲述中华文化史,总是截止于清末,再顺带讲述几句近代。但是,几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讲一段中华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时,每一场听众的现场提问都主要集中在当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从灾难的废墟上开始寻觅中华文化的艰难历程,最后似乎也应该加上这么一篇。
一个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论述当代是很困难的,唯一可行的是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这就像带着一批朋友畅游了名山大川,最后走进小巷子,邀他们到家里坐一会儿。
这似乎不太妥当,但没有办法。现今的街市间没有名山大川,与其去参观搭建起来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见闻。
那么,“当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后的历程当做标尺。
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这一点,曾使很多海外华人学者有点吃惊,怀疑我是不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在讲奉迎话。但他们细看我前前后后几十年的言论,又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我直言相告,他们是上了“政治文化一体论”的当。不管是褒是贬,都从政治立场出发来绑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静理性,失去了事实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岁,已经有点懂事,生活在浙东一个离县城还有六十里地的偏僻农村里。长大后知道,当时发生过很多过激行为,但在浙东似乎比较温和。体现在我们亲属里,就是外公被评上了“地主”,遭了几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来就已经败落,家徒四壁,从来也不关门,抄不抄一个样。剩下来的事情,大多属于文化范围了。
许多从城镇里来的知识青年,以“工作队”的名义穿流在各个村庄之间,组织妇女会批评一个个“恶婆婆”,成立农会劝导一个个“懒汉”、“二流子”,全力扫除文盲,开办小学,设立卫生站,为民众注射各种疫苗……
我后来慢慢明白,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当然也与新政权要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办事能力有关,但在内容上却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我母亲作为地主的女儿应该是政治对立面吧,却是最受尊敬的扫盲班教师。而我,则进了刚刚开办的小学,开始了我漫长的学习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也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去做类似的事情了,偶尔回家乡探视祖母,还在村庄里组织农民剧团。
为此我曾在台湾发表过演讲,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