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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的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门口等候顾客上门,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的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不隶属者”的观念,从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常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知识分子对我的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
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上家教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获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守望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数量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在守望山注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表现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重复一模一样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我们在艰难时世里有义务取悦他人所做的积极表态。
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