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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英国人已经离去，当建立了希伯来国家，当这里的未来已经明朗，当情形最终对我们稍微容易一些时。
“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父母年轻时经常这么唱，当时她在罗夫诺，他在敖德萨和维尔纳，像20世纪初数十年间东欧数以千计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们所有希望终将实现/那里我们生活我们创造/生活纯粹而自由。”
但是所有希望指的是什么？我父母想在这里寻找的是怎样一种“纯粹而自由”的生活？
也许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他们会在更新了的以色列土地上找到某种少点小资的犹太人的、多一点欧洲的现代的东西，某种少点残酷的物质主义多点理想主义的东西，某些少点狂热与易变多些安定与节制的东西。
我母亲也许梦想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一个乡村学校过教师生活，边读书，边创作，闲暇之际写写抒情诗，或写感伤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说。我想她希望和难于捉摸的艺术家建立某种平和的精神联系，某种推心置腹显示真正心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她母亲那吵吵嚷嚷飞扬跋扈的束缚，逃离令人窒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可怜的个人品位以及可鄙的物质主义，在她所生活的地方这些东西显然非常猖獗。
与之相对，我的父亲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成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学者，一位拥有希伯来复兴精神的勇敢先驱，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在光明之子反对黑暗势力的文化军旅中充当一名英勇的官员，是与漫长而辉煌的学者王朝相称的后继者，这一王朝始于没有子嗣的克劳斯纳，通过他视如己出的忠诚侄子得以延续。像他著名的伯伯，无疑在他的启迪之下，我父亲能够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学术著作。他在维尔纳和耶路撒冷大学读书（后来甚至在伦敦撰写博士论文。无论邻里还是陌生人都将其称作“博士先生”，而后，在年届五旬之际，他终于拥有了真正的博士学位，而且是伦敦的博士），他还学习了——基本上是自学——古代史和现代史、文学史、希伯来语言学和总体语文学、《圣经》研究、犹太思想、考古学、中世纪文学、哲学、斯拉夫研究、文艺复兴历史和罗曼语研究。他具备资格，并准备成为一名助教，并继续升到高级讲师，最后做一名教授，做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最终，在每周六下午，真的坐到桌子正座，向由崇拜者和忠诚者组成的惊奇万分的观众接连发表长篇大论，像他令人尊敬的伯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