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真实的奇迹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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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阿尔格鲁——也都有其历史原型，分别是曼努埃尔·格里诺（1851—1923）与尼纳·罗德里格斯（1862—1906）。作为一名非洲后裔，曼努埃尔·格里诺不仅是画家、作家、废奴主义者，更是一位研究非洲文化的人类学先驱。尼纳·罗德里格斯则像小说里的尼禄·阿尔格鲁一样，是一名法医学家、精神病医生、巴伊亚医学院教授。从各个层面上看，阿尔杉茹与阿尔格鲁的争论都与格里诺与罗德里格斯的论战有很多相似之处。罗德里格斯是巴西犯罪学的先驱，继承了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索的理论，认为黑人与混血儿是病理上的“生来犯罪人”。小说中的阿尔格鲁不仅秉承了罗德里格斯的思想，甚至连其著作的题目——《混血、退化与犯罪》《热带国家混血民众的精神与心智退化》《人类种族与巴西刑法责任》《病理人类学：混血儿》——都与罗德里格斯的分毫不差。而故事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与曼努埃尔·格里诺的相同点不仅在于他们对非洲文化的肯定，还体现在其他种种细节：比如他们都在坎东布雷宗教中拥有头衔，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就连阿尔杉茹所写的四本小书也都能在后者的著作中找到出处。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佩德罗·阿尔杉茹与里迪奥·库何等人的斗争初见成效，种族融合的观点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两场跨越种族的婚礼就是最有效的证明。而在历史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吉尔贝托·弗雷雷的《华屋与棚户》为代表，对于巴西非洲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逐渐增多，巴西知识分子也更为关心底层有色人种的命运。与此同时，如坎东布雷、阿佛谢、桑巴舞等富有非洲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巴西民族性构建的重要元素。而将阿尔杉茹去世的时间选在1943年纳粹德国失势的时刻，也无疑是对种族主义的最后一击。1946年，在弗雷雷的支持下，作为政府议员的亚马多提交了捍卫宗教自由的提案并获得通过。然而，坎东布雷信徒刚刚获得自由祭祀的权利，1964年的军事政变便开启了独裁统治的时代。因此，在这本书中出现的对于暴力行动、审查制度的嘲讽控诉，并不只是为了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更是对军事独裁，尤其是1968年底颁布的审查法令最直接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