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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望母亲的姐妹哈娅和索妮娅,或者去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家里,父亲给我车费,外加几块钱,“因此你用不着跟那边任何人要钱了”,“别忘了告诉那边什么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说“请记着问问那边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屉里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让你下次带过去”。
“她的”一词掩盖了对我母亲的记忆,如同没有碑文的纪念碑。“那边任何人”或者“那边什么人”等词表明他与母亲的家庭割断联系,那联系永远没有恢复。他们责怪他。母亲在特拉维夫的姐妹们相信,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给我母亲的生活布下了一层阴云。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对着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这一指责令父亲深为震惊,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对于我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态度就像阿拉伯国家在那个抵制拒绝的年代,对中立人士访问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不能阻拦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请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要跟我们说。好坏都不要说。不要跟他们谈起我们。我们不想听,也没兴趣知道。总之,你要保证别让你的护照上盖上不受欢迎的印章。
我母亲自杀后三个月,该为我举行成人礼了。没有举行庆祝宴会。他们为应付此事,让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凯莫尼犹太会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读上每周定期读的内容。整个穆斯曼家族从特拉维夫和克里亚特莫兹金来到此地,但是他们待在犹太会堂的一个角落,尽量远离克劳斯纳家族。两大阵营相互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茨维和布玛,我的姨父们,也许略微、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点头。我像一个晕头晕脑的小狗,在两座军营之间来回奔跑,尽量让自己装出快乐孩子的样子,模仿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父亲始终憎恨沉默,为片刻沉默而责备自己,感到有责任驱逐沉默。
只有亚历山大爷爷毫不犹豫地穿过铁障,亲吻我从海法来的外婆和我妈妈两个姐妹的双颊,采用俄国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劲把我搂在他的体侧,高兴地大叫:“咳,那什么,一个迷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