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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尺多高的人像，人像上还有50多个青铜铸造的人头。这些青铜雕像的风格，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任何古物风格都截然不同；而事实上，根据考古记录，历史上出现的下一座人体雕像，与这些雕像之间相隔了近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雕像与安阳出土的文物之间没有半点相似，而两者之间只隔了700英里。这些四川的墓坑中没有甲骨，也没有刻了字的青铜器；没有半点文字的记录。没人知道谁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政治权力通常源自权力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化也该是如此。蒋介石认为，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是汉族人，只是随着好些世纪的与世隔绝，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产生了改变。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都用大致相似的术语描述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例如安阳这样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扩展。在中国人的设想里，民族的根是统一的整体；对寻求这一整体的强烈渴望，激励着他们在日本入侵和国内战争时期，坚持在安阳地区展开挖掘工作。那时的考古，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