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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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明显的人类感情的痕迹，它爱上了古董商的女儿。当受惊的女儿拒绝它的爱的时候，它勃然大怒，以自己的方式毁灭了一切。最终，泥人从塔上跳下，将自己摔为碎泥片。侏儒是一个人造的生物，当他发现自己是谁，并为何受到人的拒绝时，他就会扩散毁灭和破坏。齐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告诉我们：侏儒的形象和他成为暴君以及人性鄙视者的生涯，以惊人的方式预言了阿道夫· 希特勒的生涯。像希特勒一样，侏儒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独裁者，然后“发动了为自己痛苦进行的前所未闻的复仇，以此外化了他自我的仇恨”。克拉考尔指出，在《侏儒》上映的同时，哲学家马克斯· 舍勒正在做有关德国的行为在世界引发仇恨的讲座，他暗示德国和侏儒相似，是不正常的环境的产物，承受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阻止了社会的发展。
正如克拉考尔相信的那样，假如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更深的心理层面的集体心态，那么我们应该把1914年至1933年德国电影看作德国精神中不和谐和深层分裂的体现。这些电影所展示的，并且历史所确认的，是德国人用各种各样深深的烦恼，以及内在的、自暴自弃的态度回应战后的混乱状态。这些态度涵盖从国际战线的退却和抵抗的被动攻击的形式，到国内战线的反抗和服从的倒退行为。尽管随着旧帝国秩序的分崩离析，德国人体验了对自由短暂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内在的分裂阻止了他们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重建他们的社会秩序。他们对现代性的恐惧远比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强大，他们对整体性的渴望——并将此与集权主义相联系——远比个人的创造性有力。最终，他们选择了逃避自由，最初是支持教父兴登堡父亲般的权威，而后支持坏教子阿道夫· 希特勒任性的权威。
一个甚至在战前就与自身深深冲突的社会，会发现在战败、耻辱和经济的废墟中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系统是困难的。尽管这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人践行民主的时候，民主只是加剧了现已存在的社会分裂。多党的体制，连同它不稳定的联合和平庸的政治家，缺乏一个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形式出现的强有力的民主脊梁。共和主义者不会将民主的实践与宽容那些发誓要毁灭民主的人的消极态度相混淆；而平庸的政治家既没有智力也没有勇气按照伏尔泰的格言行事：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