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 (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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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尽管一些家庭依靠地下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单元也设法生存了下来，但大多数活下来的人是单身的。英格· 多伊施克龙和她的母亲完全通过运气和勇敢的德国人帮助存活下来，这些德国人冒死提供了庇护所和支持。其他生存者有曾经是教师的路德维希· 科尔姆，他和他的妻子斯特菲、小孩子苏西经受了数年艰难的经历，设法幸存下来，这多亏许多富有勇气的德国人，他们勇敢地面对无所不在的盖世太保的恐怖。1.5万犹太人配偶当中有许多是异族通婚的，比如维克托· 克伦佩勒，他们也幸存下来。1943年2月27日，几百名异族通婚的犹太人被带离他们的家园和工厂，送往即将实施驱逐的集中地点。这一“工厂行动”激发了唯一一次坚定的公共抗议，大约300名被逮捕的受害者的配偶在柏林的玫瑰大街发动了公开示威，最终成功地迫使受惊的盖世太保释放了他们的配偶。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不得不照料自己，并依赖于个别自愿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人的友善和勇气。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说能够产生影响的德国主要机构——教会、大型企业、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完全没有聚集起阻止纳粹犯下的残暴之罪所需要的勇气和信念。由于缺乏这样的反对，抵抗留给了小规模的和私下的网络，它们冒着风险，要么把个别犹太人隐藏起来，要么帮助他们逃避纳粹特定的逮捕。尽管帮助犹太人的人数相对很少，但是它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斯和伊内斯· 克拉考尔夫妇在他们获救后组合了一张救助者的名单，它包括柏林、波美拉尼亚、符腾堡的教会教区，这证明在德国两大教会的体制领导层可能已经失败的时候，一些个别的神职人员并没有如此。相当多的神职人员公开地对抗纳粹，并显示出与他们的犹太人邻里的团结。其中一位是柏林的新教教会牧师海因里希· 格鲁贝尔，他公开认同莱奥· 贝克。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并同时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当盖世太保官员只给格鲁贝尔提供一张椅子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假如莱奥· 贝克不能坐下，我也不会坐下。”格鲁贝尔是唯一一位公开为犹太人辩护的神职人员。用莱奥纳德· 贝克尔的话来说：“他组织了对纳粹的反抗，将犹太人藏在教堂里，公开为他们祈祷，和他们一起进入集中营，在充满威胁的纳粹官员面前和犹太人站在一起。”
当然，这些努力是十分无效的，也是为时已晚的。直到1941年至1942年，纳粹的恐怖体制已经十分广布，难以打破。人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几乎对他们当中一个微小的少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