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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