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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
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
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有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