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近藤直子 日本著名评论家、翻译家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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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地方为止是真实的,到什么地方为止是谎言。
答:是的。所谓语言确实是随便的东西,可是人只能永远在其语言中生存下去。
问: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场合,语言都不曾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过。即使不乐意承认,语言的可疑性完全暴露之时也是有过的。例如在残雪女士生活过的那种时代,在一次又一次反复进行的政治运动中,包括残雪女士的父母亲在内的众多的人们被扣上“右派”“走资派”“叛徒”的帽子,饱尝了种种辛酸。所谓扣帽子简言之就是语言。先有语言,然后再划分指定对象或是当事人。而且这种划分实际上最终只能是随心所欲的东西。“右派”与“非右派”的界线在哪儿?或者某人的“哪一点”是“右派”呢?
答:并没有什么原则和标准。一开始从上面就下达了百分比。基本上是在某某单位最少要揪出百分之几的“右派”。
问:就这样任意地扣帽子,某人一旦被以某个语言指名,那么他的一生将突然完全改变。残雪女士经历过的,不只限于扣帽子的问题,也可以说那时是一个将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具有的不寻常的分量压在人们身上的时代吧。在“文革”后的各种不同的年轻作家中,将此种语言问题作为语言问题来写的人不一定多吧。残雪女士是从最初开始就竭尽全力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写作的。描写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描写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日常语言的可疑性、描写语言本身的不确切性。最近的小说,就“写作”这一工作本身而写的东西多起来了。我想,残雪女士的小说语言从最初起就强烈地具有高级语言的特征。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你自己是怎样看的呢?
答:我开始写小说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可以说是语言问题。想要与周围世界对抗的天生的性格也可以说体现在语言的运用方面。之所以感到以往的小说不十分令人满意,是因为它们依赖了已有的语言表现。中国的古典文学推敲语言,以最少的文字表现了最深广的意思。其中一个个的文字具有被公认的明确的意思。一旦开始创作,我便想叛逆这样的语言。为什么一个个的文字必须具有公认的意思呢?实际上所谓“意思”难道不是可疑的吗?至少在无意识之中我如此感觉到。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想到设法创造出我自己的语言。我创作的语言中一个个的词没必要具备公认的意思,受到这种无意识的支配而创作的语言与其他人的语言完全不同。因此我想人们在阅读时,会得到一种极为奇妙的没看习惯的印象。
问:在残雪女士的小说中,的确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