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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发现，男子（父亲）作哺乳婴儿之状，确实是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产翁”和“乳子”习俗。
比如唐代的房千里就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当时南方獠人的这种习俗：“獠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则病，其妻乃无苦。”
唐尉迟枢《南楚新闻》中也有相关记载，表明越人也有这种“产翁”习俗：“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裘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另据清人李宗昉《黔记》所载，苗人亦有此习俗：“妇人产子，必夫守房，不逾门户，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乳儿。”
由此可见，古代的獠、越、苗人均有这种女人产后即正常劳作，而由男性卧床“坐月子”、象征性地给婴儿哺乳的习俗，其意义在于表明父权在子女生产和哺育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子女与父亲间的亲密联系。
靠“父乳”的哺育而成长的观念，还可以从南朝的民谚中得到佐证。据《梁书?始兴王萧憺传》，梁朝始兴王萧憺有德政于地方，天监七年被梁武帝征召还朝，当地百姓依依不舍，作民谚曰：“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这里所反映的老百姓将始兴王比为父，以“哺乳我”的言词表达对始兴王的依恋之情，是古代汉族地区也存在这种习俗的一个有力证据。（参见阎爱民《“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
当然，在李世民出生时，李渊不可能像那些獠、越、苗人那样真的去卧床“坐月子”，但是他曾经象征性地举行过“乳子”仪式，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所以，当李世民在这场弑兄屠弟、颠覆伦常的流血政变之后，及时做出“跪而吮上乳”的举动，就不但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当时几近断裂的父子亲情而言，应该是最具有修补作用的一注“情感黏合剂”。
到此，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李唐皇族的血并未流够。
因为斩草还须除根。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的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