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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汉代了。
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种最表面、最通俗的文体概括,叫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这个概括中,最弱的是汉赋,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
是枚乘?是司马相如?还是早一点的贾谊?是《七发》、《子虚》、《上林》?这无论如何有点拿不出手,因为前前后后一看,远远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啊。
就我本人而言,对汉赋,整体上不喜欢。不喜欢它的铺张,不喜欢它的富丽,不喜欢它的雕琢,不喜欢它的堆砌,不喜欢它的奇僻,当然,更不喜欢它的歌颂阿谀、不见风骨。我的不喜欢,还有一个长久的心结,那就是从汉代以后二千年间,中国社会时时泛起的奉承文学,都以它为范本。
汉赋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来了,确实处处让人惊叹,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统治使很多文人渐渐都成了“润色鸿业”的驯臣。再加上汉武帝自己的爱好,那些辞赋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称为“盛世宏文”。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汉赋也就志满意得、恣肆挥洒。文句间那层层渲染的排比、对偶、连词,就怎么也挡不住了。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如此抑扬顿挫、涌金叠银、流光溢彩,确实也使汉语增添了不少词藻功能和节奏功能。
说实话,我在研究汉代艺术史的时候曾从不少赋作中感受过当时当地的气象,颇有收获;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这就像我们见过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时段置身重要职位,服饰考究,器宇轩昂,但一看内涵,却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么也不会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记忆。这,也正是我在做过文学史、艺术史的各种系统阐述之后,特别要跳开来用挑剔的目光来检索文脉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写文学史,那就不应该表达那么鲜明的取舍褒贬。
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
大家可能看到,坊间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书,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课堂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成了畅销书。四十七堂课,每堂都历时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