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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遭到了灾害。距接受波茨坦公告仅一天之差，市街74%化为瓦砾，死伤了3000多名百姓。黎明就是战争结束的当天，流经市内的星川小河，填满了市民的尸体。我亲眼目睹了这种情景。那些人再熬过一天就不会丧失生命。在死亡线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废墟上重建战后的生活，废墟堆上稀疏的灯光像死者灵魂的萤火一般，美丽而又幽静。但是，这灯光即使增加，也不会因为空袭而再熄灭。我们虽然“失去了所有的物资”，但是，我们却有着战争时期未曾有过的希望。
的确，战争结束以后，在签订媾和条约之前，日本处于占领军的统治之下，对于占领政策的言论自由，是不被承认的。
有关言论机关、新闻界都被置于占领军的审查之下，不容反驳，“日本是战败的敌国，没有置于文明国之间的权利”。
战前、战后的不自由并非同等性质
但是，当初占领政策的课题是铲除军国主义和实现民主化。波茨坦公告第6条以后规定，在铲除军国主义权力及势力，毁灭日本的战争能力，建立和平、安全及正义的新秩序之前，联合国占领日本，制裁战争罪犯，复兴及增强民主主义，确立基本人权。在实现上述各项目的之后，以通过日本国表明自由的意志建立起和平的、负责的政府为条件，撤退占领军等等。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志，接受了公告。
既然接受了这一公告，自然就受到约束。说这样就是不允许自由和独立，是说不通的，而且说这些话的岸信介，在战争时期，曾经是东条内阁的阁僚，是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逮捕过的人物。我觉得以他为会长的改宪派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嫌疑，他们所依据的精神主义存在着和过去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相同的模式。
对我来说，与其是害怕担心因B-29的空袭而进行的灯火管制下的黑夜的恐怖和不自由，不如说是害怕担心在战后的废墟上点亮的灯光下已没有生命危险的、“在建立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之前”的、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的不自由。虽说我们一无所有，但是，确实存在希望，而这种希望的象征就是新宪法，它是战争时期日本人未曾有过的东西。如果说战争结束前存在希望的话，也不过是军部鼓吹的“胜利之前，无所欲求”的虛伪希望。
我们认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压制自由和在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在占领状态下缺少的自由和独立，性质是不同的。改宪派认为，两者是相同的，并把修改宪法的根据建立在不允许有比战时和战前更大的自由规定之上。这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