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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法国经典作品,出于谨慎,这些书中还细心地添加了许多注释,以起到净化原文的作用。这份工作在我的简历中占了一席之地。后来的其他几份工作我就没有写上去了。二战期间,我在外交部的政治情报局为国效力,负责审阅我军对法国维希政权开展攻势的宣传材料,对文风格式进行指导,甚至还有一位女小说家当秘书。的确,这份安逸稳定的战时工作让我有点骄纵忘形了。战争结束后,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苦日子,但不管怎样,我后来还是回到了那种生活,又熬过了几年艰难的时光,直到最后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当时我正站在一家画廊外面,像那种画廊,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幅某个默默无闻的17世纪荷兰画家的画作,而且未必是真品;或者,当时我也许正身处某家在行业内更低一等的画廊外,里面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口味,挂着描绘一群快乐的红衣主教在礼拜五享用鲑鱼的画作,实在让人不可思议。64有一个穿着双排扣马甲、衣服上挂着表链的中年男子,我敢说他不可能对艺术抱有兴趣,却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画,这时,我突然明白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了。“上个月在苏富比拍卖行,有幅画卖到了十万镑。一幅画能代表一大笔钱——只要你懂得够多,或者愿意去赌一把。”他紧盯着一幅有几头站在草地中央的母牛的画,那样子就如同盯着一颗象牙小球在轮盘赌的凹槽周围滚动。他端详的肯定是那些草地上的母牛,而不是那群红衣主教——谁也不可能想象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会有红衣主教的画。
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找到灵感的一个星期后,我孤注一掷地取出了自己三十多年来攒下的大部分积蓄,投在一辆拖挂车和大约二十幅廉价复制画上——这些画里既有亨利·卢梭65,又有风格与之大相径庭的杰克逊·波洛克66。我把它们挂在拖车一侧,附上每幅画在拍卖行拍出的价格和出售日期。然后我设法物色到了一个年轻的艺术系学生,让他为我快速仿制了一批粗糙的画作,每次画完一幅就署上一个不同的名字——他工作时我经常就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在一张纸上尝试写出各种各样的签名。尽管有波洛克和穆尔67做榜样,足以证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姓氏也能卖出好价钱,但我们用的签名大多数还是外国人的。现在我只记得“斯洛兹”这个名字,因为他的画硬是怎么都卖不出去,最后我们只好涂掉他的名字,换成了“魏尔”这个德国姓氏。后来我才意识到,买主们至少都希望自己能够念出画家的名字,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