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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