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 (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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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政治对抗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一定会遗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实。例如,中国早先是一个农业国,像我家乡一样的广大农村,第一所小学、第一个邮局、第一家医院、第一条公路、第一张报纸、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无论如何应该予以正面肯定。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这中间,我最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时,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作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家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自豪的中华文化会在哪里呢?这片辽阔的土地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当年我母亲有机会教书,我和很多同学有机会读书,是不小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近三十年我家乡经济的突飞猛进,第一批开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学和他们的学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教育文化受到极左政治的骚扰。我们最喜欢的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抬不起头来了。课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课文。但是,即使这样,政治与文化还是两件事。不仅数学、物理、化学仍然教得非常认真,而且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读写能力训练很严。我那时已经到上海读中学,在学校里熟读了《论语》和《离骚》,浏览了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英文学得也不错。
政治终于强蛮地笼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实在太不听政治的话了,因此要狠狠地对文化开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否则不会让政治发那么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还是停留在上层政治人物的起落进退上,实在是把一场民族灾祸缩小了,太对不起那个时候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
对此,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那些政治人物因为地位太高,所以变得不太重要。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非常深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时代,地位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升沉荣辱,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和因果逻辑,广大民众并不了解,也难以判断,更无法拿自己去类比,完全不存在社会的典型意义,因此当然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