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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隋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