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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么，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儿，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儿，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儿，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道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遭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具备人共有的那种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像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顶重要的是有没有脸面见自己。所以给害得最惨、受最多侮辱的人，最不记仇。朴同志给人叫了八年“反党老朴”，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拳头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出几十个拳头，竖在他和葡萄四周。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就在拳头中间把自己扯得像风箱一样又深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他扯得经络通畅，性情平和。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葡萄的手。她的手插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洞给他作屋。洞顶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肉顶棚，火光一照，一个顶棚都在拱动。她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洞马上嗞嗞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两人都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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